骈文与散文相对而言讲究对仗、排比、声律注重藻饰和用典以四字六

骈文，与散文相对而言，讲究对仗、排比、声律，注重藻饰和用典，以四字六字相间，故又称“四六文”或“骈四俪六”，是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新文体。

近体诗，亦称“今体诗”（“近”和“今”都是就唐代而言的），即唐以后律诗和绝句的通称，字数、句数、平仄、用韵等都有一定的规律，又称“格律诗”。

古体诗，亦称古诗、古风，不讲究平仄、对仗，对诗歌的句数、句式、押韵等也无严格要求。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，唐以后不合格律诗的也称为古体诗，古体诗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等，包括汉五言、乐府等，其最著名者，如《人间词话》屡引的《古诗十九首》、陶渊明《饮酒》诗等。

小令、长调，词分短、中、长调，一般称短调为“小令”，如《人间词》甲、乙稿之《蝶恋花》《浣溪沙》，双调分别为六十字、四十二字；长调如《水龙吟》《齐天乐》，皆双调一百二十字；中调介于二者之间，如《水调歌头》《双双燕》，双调分别为九十五字、九十八字。

【赏析】

此当为王国维自身感受。

从形式规则和套路来看，骈文之形式繁难于散文之形式。骈文讲究裁对的均衡对称美、句式的整齐建筑美、隶事的典雅含蓄美、藻饰的华丽色彩美、调声的和谐音乐美，等等。此为骈文之难学。然而正因有这形式上的许多规范，故一经习熟便容易驾驭。散文在形式上显得更加不拘一格，在内容的把握上亦更加自由，从先秦诸子、历史散文，到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的传记散文，到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散文，再到明清的抒情小品，经典之作，叹为观止。正因为散文在形式上相对不受拘束，其写法便繁多复杂，品评的标准亦较为灵活。此为散文之难工。

若如此说来，则应是“古体诗易学而难工，近体诗难学而易工”，但王国维所言却恰恰相反。“古体诗”“近体诗”虽不全然是时间概念，但时间意味却很重，唐代之后，诗多为律绝，古体诗亦有律化倾向。相比较而言，古体诗仿佛未经雕琢的璞玉，朴实自然，浑厚感人，自有风骨，所以，要学古体诗，就必须学这种遥远的风骨和神髓，此为古体诗之难学；并且这种“神”多取决于诗人先天的情性以及人生阅历，无者难以学得，有者自然易工。近体诗格律并不繁复，容易学得，但如若符合体式，寡然无味的是诗，饶有兴味的亦是诗，而两者之别迥然矣，故谓近体诗难工。

王国维认为，近体诗体制中，五七言绝句最尊，律诗次之，排律最下，且排律如骈文；他又认为词中小令如绝句，长调似律诗，长调中之长者则近乎排律（正编第五九则）。如此看来，王国维似以短小精悍者为佳，以铺排冗长者为次。是以小令易学而难工，长调难学而易工。

总的看来，与其说“易学而难工”，不如说“似易而实难”，与其说“难学而易工”，不如说“似难而实易”。而事实上，没有什么难与不难、易与不易，视创作者自身情况而定，文非一体，鲜能备善。

八

古诗云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”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出自南北朝《子夜歌》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？”

见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大凡物不得平则鸣。草之无声，风挠之鸣；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；其跃也，或激之；其趋也，或梗之；其沸也，或炙之；金石之无声，或击之鸣；人之于言也，亦然。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苦也有怀，凡出乎口而为声者，其皆有不平者乎！”

见韩愈《荆谭倡和诗序》：“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声要妙；欢愉之辞难工，而穷苦之言易好也。故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、草野。至若王公贵人，气满志得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则不暇以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