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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(Spencer)所说的有几分是余力的流

    时间:2022-09-14 13:48:38  编辑:快推网  来源:  浏览:745次   【】【】【网站投稿
    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(Spencer)所说的,有几分是余力的流露,是富裕生命的表现。初学一件东西都有几分困难,困难在勉强拿规矩法则来约束本无规矩法则的活动,在使自由零乱的活动来迁就固定的纪律与模范,学习的趣味就在逐渐战胜这种困难,使本来牵强笨拙的变为自然娴熟的。习惯既成,驾轻就熟,熟中生巧,于是对于所习得的活动有运用自如之乐。到了这步功夫,我们不特不以迁就规范为困难,而且力有余裕,把它当作一件游戏

    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(Spencer)所说的,有几分是余力的流露,是富裕生命的表现。初学一件东西都有几分困难,困难在勉强拿规矩法则来约束本无规矩法则的活动,在使自由零乱的活动来迁就固定的纪律与模范,学习的趣味就在逐渐战胜这种困难,使本来牵强笨拙的变为自然娴熟的。习惯既成,驾轻就熟,熟中生巧,于是对于所习得的活动有运用自如之乐。到了这步功夫,我们不特不以迁就规范为困难,而且力有余裕,把它当作一件游戏工具,任意玩弄它来助兴取乐。小儿初学语言,到喉舌能转动自如时,就常一个人鼓舌转喉作戏。他并没有和人谈话的必要,只是自觉这种玩意儿所产生的声音有趣。这个道理在一般艺术活动中都可以见出。每种艺术都用一种媒介,都有一个规范,驾驭媒介和迁就规范在起始时都有若干困难。但是艺术的乐趣就在于征服这种困难之外还有余裕,还能带几分游戏态度任意纵横挥扫,使作品显得逸趣横生。这是由限制中争得的自由,由规范中溢出的生气。艺术使人留恋的也就在此。这个道理可适用于写字、画画,也可适用于唱歌、做诗。

    比如中国民众游戏中的三棒鼓、拉戏胡琴、相声、口技、拳术之类,所以令人惊赞的都是那一副娴熟生动、游戏自如的手腕。在诗歌方面,这种生于余裕的游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,在民俗歌谣中这个成分尤其明显。我们姑从《北平歌谣》里择举二例:

    老猫老猫,上树摘桃。一摘两筐,送给老张。老张不要,气得上吊。上吊不死,气得烧纸。烧纸不着,气得摔瓢。摔瓢不破,气得推磨。推磨不转,气得做饭。做饭不熟,气得宰牛。宰牛没血,气得打铁。打铁没风,气得撞钟。撞钟不响,气得老鼠乱嚷。

    玲珑塔,塔玲珑,玲珑宝塔十三层。塔前有座庙,庙里有老僧,老僧当方丈,徒弟六七名。一个叫青头愣,一个叫愣头青;一个是僧僧点,一个是点点僧;一个是奔葫芦把,一个是把葫芦奔。青头愣会打磬,愣头青会捧笙;僧僧点会吹管,点点僧会撞钟,奔葫芦把会说法,把葫芦奔会念经。

    这种搬砖弄瓦式的文字游戏是一般歌谣的特色。它们本来也有意义,但是着重点并不在意义而在声音的滑稽凑合。如专论意义,这种叠床架屋的堆砌似太冗沓,但是一般民众爱好它们,正因为其冗沓。他们仿佛觉得这样圆转自如的声音凑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巧妙。

    在上举两例中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:第一是“重叠”,一大串模样相同的音调像滚珠倾水似的一直流注下去。它们本来是一盘散沙,只借这个共同的模型和几个固定不变的字句联络起来,成为一个整体。第二是“接字”,下句的意义和上句的意义本不相属,只是下句起首数字和上句收尾数字相同,下句所取的方向完全是由上句收尾字决定。第三是“趁韵”,这和“接字”一样,下句跟着上句,不是因为意义相衔接,而是因为声音相类似。例如,“宰牛没血,气得打铁。打铁没风,气得撞钟。”第四是“排比”,因为歌词每两句成为一个单位,这两句在意义上和声音上通常彼此对仗,例如“奔葫芦把会说法,把葫芦奔会念经”。第五是“颠倒”或“回文”,下句文字全体或部分倒转上句文字,例如“玲珑塔,塔玲珑”。

    以上只略举文字游戏中几种常见的技巧,其实它们并不止此(上文所引的嘲歪头嘲麻子的歌都取宝塔式也是一种)。文人诗词沿用这些技巧的很多。“重叠”是诗歌的特殊表现法,《诗经》中大部分诗可以为例。词中用“重叠”的甚多,例如“咸阳古道音尘绝,音尘绝,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(李白《忆秦娥》),“团扇团扇,美人病来遮面”(王建《调笑令》)。“接字”在古体诗转韵时或由甲段转入乙段时,常用来做联络上下文的工具,例如:“愿作东北风,吹我入君怀。君怀常不开,贱妾当何依。”(曹植《怨歌行》)“梧桐杨柳拂金井,来醉扶风豪士家。扶风豪士天下奇,意气相倾山可移”(李白《扶风豪士歌》)。“趁韵”在诗词中最普通。诗人做诗,思想的方向常受韵脚字指定,先想到一个韵脚字而后找一个句子把它嵌进去。“和韵”也还是一种“趁韵”。韩愈和苏轼的诗里“趁韵”例最多。他们以为韵压得愈险,诗也就愈精工。“排比”是赋和律诗、骈文所必用的形式。“回文”在诗词中有专体,例如苏轼《题金山寺》一首七律,倒读顺读都成意义,观首联“潮随暗浪雪山倾,远浦渔舟钓月明”可知。这只是几条实例。凡是诗歌的形式和技巧大半来自民俗歌谣,都不免含有几分文字游戏的意味。诗人驾驭媒介的能力愈大,游戏的成分也就愈多。他们力有余裕,便任意挥霍,显得豪爽不羁。

    从民歌看,人对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,普遍的。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,诗歌也不例外。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一点。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,对于文字游戏不免轻视。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去在形式技巧上做工夫,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。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,也未免操之过“激”。就史实说,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,而这种关联一直维持到现在,不曾断绝。其次,就学理说,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。巧妙的文字游戏,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,可以引起一种美感,也是不容讳言的。文字声音对于文学,犹如颜色、线形对于造形艺术,同是宝贵的媒介。图画既可用形色的错综排列产生美感(依康德看,这才是“纯粹美”),诗歌何尝不能用文字声音的错综排列产生美感呢?在许多伟大作家——如莎士比亚和莫里哀——的作品中,文字游戏的成分都很重要,如果把它洗涤净尽,作品的丰富和美妙便不免大为减色了。

    第三章 诗的境界——情趣与意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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