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种，双方价值认可度极高。例如，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如此。刘备三顾茅庐，把自己遇到诸葛亮比作鱼儿遇到了水，诸葛亮认为刘备不但是乃心汉室的同路人，也是使自己施展才干实现远大抱负的明主。

第二种，双方的价值认可度不对等，在一方的心目中，把对方看得很重；而在另一方看来，对方并非十分完美。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楚国先贤传》所记载的宗承与曹操父子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：

宗承字世林，南阳安众人。父资，有美誉。承少而修德雅正，确然不群，征聘不就，闻德而至者如林。魏武弱冠，屡造其门，值宾客猥积，不能得言，乃伺承起往要之，捉手请交。承拒而不纳。帝后为司空辅汉朝，乃谓承曰：“卿昔不顾吾，今可为交未？”承曰：“松柏之志犹存。”帝不说，以其名贤，犹敬礼之。敕文帝修子弟礼，就家拜汉中太守。武帝平冀州，从至邺，陈群等皆为之拜。帝犹以旧情介意，薄其位而优其礼，就家访以朝政，居宾客之右。

宗承正史无传，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有宗慈，也是南阳安众人，宗承当与之同宗。宗承之父在当地有美誉，宗承本身也有使众人仰服的人格魅力，可见是当时的社会清流。曹操出身寒微，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，想与宗承交好，似有攀附之嫌。但仔细想来又不尽然，后来曹操成为权臣，而宗承却仍恪守当初所谓“松柏之志”，可见当初他拒绝曹操不完全是因为社会地位。据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，宗承是个孝子，父亲死后，他亲自负土筑坟，不雇用旁人。从这件事看，宗承应当是个不越传统道德规范的人，而曹操自幼就表现出不按常规行事的反叛性格，可见二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。在寒微时的曹操眼里，宗承当然是个尽善尽美之人，否则不会屡造其门捉手请交。即使后来曹操腾达了，也仍然因为宗承是名贤而对其恭敬礼遇，让儿子曹丕对其修子弟之礼，并使之处宾客之右，可见曹操对宗承的价值认可度仍然不低。宗承对曹操的地位最终也接受了，曹操平冀州后宗承跟随他到了邺城就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宗承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还是初衷不改，这就使得曹操仍以旧情介意，对宗承虽优其礼而薄其位，从而使二者始终保持一般的宾主关系。

第三种，双方的价值认可程度前后有所变化。汉魏之际的许攸与曹操就是如此。许攸在官渡之战前夕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时，曹操用宾客之礼接待他，对他十分敬重。可以说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，许攸确实起了重要作用。官渡之战后，许攸的表现引起了曹操的不满，据《三国志·崔琰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记载：

绍破走，及后得冀州，攸有功焉。攸自恃勋劳，时与太祖相戏，每在席，不自限齐，至呼太祖小字，曰：“某甲，卿不得我，不得冀州也。”太祖笑曰：“汝言是也。”然内嫌之。其后从行出邺东门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此家非得我，则不得出入此门也。”人有白者，遂见收之。

类似的事在孙吴也曾发生，吴郡人沈友，弱冠博学，多所贯综，善属文辞，兼好武事，注《孙子兵法》，是个文武兼通的才子。又能言善辩，只要他一开口，众人皆默然，莫与为对。其笔之妙，舌之妙，刀之妙，三者皆过绝于人。对于沈友，孙权以礼相聘，对其“敛容敬焉”，把他当作贵宾。而沈友也对孙权的敬重给予回报，与他“论王霸之略，当时之务”，并劝孙权兼并荆州，对孙吴的政略起过重要影响。但是最终沈友还是被孙权杀了，其原因有两个：一个是因为他“正色立朝，清议峻厉”，遭庸臣所恨，诬陷他谋反。二是孙权担心他最终不能为己所用。仅仅从第一个原因看沈友是无辜的，综合起来看恐怕就和沈友自己的表现有关了。沈友被杀约在建安二十一年（216）左右，此时孙吴政权正在走上坡路，其所依靠的对象正从以江北士人为主向吴姓大族为主转变的过程中。而沈友正是吴姓大族，如果他没有使孙权担心不为己用的表现，不会被无辜杀害。

第四种，一厢情愿的价值认可。在这种关系中，只有用人者对被用者价值的认可，而对方却心有旁骛，只是出于某种原因，表面予以接受。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的因为情况突然变化。如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，荀彧感到家乡是个四战之地，乃应同郡人冀州牧韩馥的邀请，前去投奔。等到荀彧到了冀州，冀州的主人已经换成了袁绍。袁绍对荀彧非常看重，待荀彧以上宾之礼。返回家乡已不可能，欲投奔的主人又被逼下台，荀彧只能暂时接受袁绍的宾礼。然而荀彧对袁绍并不认可，他对袁绍的评价是“外宽而内忌，任人而疑其心”，“迟重少决，失在后机”，“御军宽缓，法令不立”，“凭世资，从容饰智，以收名誉”，度量、谋略、武略、德行都不行。这虽然是荀彧离开袁绍后的评价，但在离开他以前就认为他终不能成大事，所以在维持了很短的徒有虚名的宾主关系后，便投奔了曹操。有的迫于压力。如东汉末华歆任豫章太守，孙策开拓江东，率强兵向豫章扩张。华歆知孙策善用兵，乃弃城守，幅巾相迎。孙策“亲执子弟之礼，礼为上宾”。每当孙策举行聚会时，座上莫敢先发言，只有在华歆“时起更衣”时才“议论欢哗”，江南号之曰“华独坐”。可见孙策对华歆的敬重。然而华歆内心却不甘为孙氏政权的座上宾，还在孙策进军豫章时他就表示：“歆久在江表，常欲北归。孙会稽来，吾便去也。”官渡之战后，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华歆，华歆便对孙策的继承人孙权说“将军奉王命，始交好曹公，分义未固，使仆得为将军效心，岂不有益乎？今空留仆，是为养无用之物，非将军之良计也”。华歆把孙权留住自己说为“空留”，“养无用之物”，绝不仅仅是自谦，也说明华歆急于返回北方朝廷，不愿被孙氏政权所用。有的是利用主人的宾礼待遇暂时栖身。前述颍川人杜袭就是这样的例子。又如河南人郑浑，董卓之乱后带侄子郑袤避难淮南，“袁术宾礼甚厚”。郑浑知袁术必败，后来他听说好友华歆在豫章，便离开袁术投奔华歆。杜袭、郑浑只是把荆州、淮南作为暂时避难栖身之处，与刘表、袁术的主宾关系徒有虚名。有的是为了积蓄力量。最典型的是刘备与刘表的关系。刘备在受到一系列挫折之后来到荆州投奔刘表，刘表亲自郊迎，以上宾礼待之。然而刘备并不甘久居人下，在荆州广引豪杰，积蓄发展自己的力量。他拜访隐居隆中的诸葛亮时，诸葛亮对他说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”刘备对诸葛亮的规划极为称赞，从此与之情好日密，可见他在为客荆州时就已经在打荆州的主意了。

阶段性特点。以三国鼎立为界，此时期人才的阶段性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在前一个时期，天下分崩，群雄四起，战事不断，社会动荡。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，新的秩序正在重组，在这种重组中，人们都在寻求着自己的位置。由于人们的社会理想、政治眼光、个人修养不同，寻求自己位置的方法和道路也各异。像诸葛亮那样怀宁静之心以求致远，蓄志待时以求明主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大多数人都急于找到施展自己才干的舞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人才频频改换投靠对象。例如曹操的名将张辽，先为丁原部将，后又进京依何进，何进被杀后又以兵属董卓。董卓死后又归吕布。吕布为李傕所败，又从吕布东奔徐州。曹操破吕布，张辽将其众降。又如曹操的谋士贾诩，先在董卓部下任讨虏校尉，又在董卓女婿牛辅军中任职，董卓败后，又为李傕、郭汜谋士。不久又离开李傕投段煨。由于不为段煨所重用，又离段煨投靠南阳张绣。他先劝张绣与刘表连和，不久又劝张绣投靠曹操。在这个时期，各种政治军事人才忽南忽北，忽隐忽现，忽生忽灭，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可以说这是一个“群雄时代”。然而东汉社会分裂的原因主要在内部，是自己内部政治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总爆发。这种爆发虽然有毁灭一个王朝的巨大能量，但一旦原先的矛盾得到解决或缓解，其能量也会迅速削弱，社会也会以较快的速度重新整合。因此，三国鼎立标志着社会从分裂走向局部统一。在这个时期，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个英雄从群雄中出类拔萃地凸显出来，形成了三个吸引各种人才的凝聚中心。可以说这是一个“英雄时代”。与前一个时期不同，在英雄时代，人才以三个政权为中心，进行了有序流动。